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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虚拟而出的摄影站队学
上世纪90年代的新摄影，关注现实。不管你是啥，纪实，或观念，或新闻，大家热衷于敲打现实。
那时大家都仿佛同道，比较“河蟹”。当然，突然在平遥来过一场“新摄影”之争。那是一场找错对象的没学术含量的争论，安哥的说法，是有人要搞文革式站队：没单位的坐这边，有单位的坐那边，试图批斗。不过错误的争论却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：要搞新型摄影。
只是，大家，坐在一块儿的杰出作者们，本来就都是新的摄影，只不过有的极端一些，以观念盖摄影，像革命，多属艺术家介入摄影的；另一些以摄影表观念，像改良，多属摄影师自然突破。都与传统纪实不一样。不久，观念 的一群中，只爱观念不爱摄影的又回去了，剩下的宁汉合流，和气十年，一个摄影，各自表述。成果还是很丰富的。
对这纷呈的成果，我只有一个看法：条条大路通罗马。都可以抵达本质。抵达本质就是百分之百的表达，与艺术。如果你没有抵达，错的不是哪条路，是你这架子车。
不过，近年好像总有一种声音，在启发我，摄影界要再次站队。
我这才看出，我也确实有两种朋友：一种是与现实纠斗并产生社会效益的，一种是在交叉花园的小径自我漫步的。前者我不好举例，景观摄影好的， 我认为应该是纪实，但很多声音却说景观在社会之外，还是重于事，王久良、卢广等等，但我觉得好的真不多，搞得人还得回头看老侯老、杨加吕楠，近年有个李政德不错。后者，比如邵文欢、丘、塔可、卢彦鹏，还有注重技术语言的付羽、路泞、敖国兴等等。有意思的是，搞景观的有时又被视作这一边，比如形式感较强的张克纯。搞观念的，若虚一点，哲思一点，也大约归在这一边。
大体而言，极端地说，前者有社会功效，后者仿佛只是个人象牙塔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后边的其实往往是前边的走过来的。比如刘铮、王宁德、丘、魏壁、骆丹、张晓、严明，都当过长期的记者，都从纪实出来。还有本人，也是，都搞。要说搞纪实的力度，还没强过十几年前的《国人》的。
如果要讲直接功用，那咱们还是干记者好了。新闻摄影功效最直接，像海龙兄拍希望工程，老杨他们拍麻风病，都有着现在《垃圾围城》一样的作用，身在媒体，不用等人家报导，见效更快。讲见效嘛，我也曾写过长篇报导，改变发行量，给人平反又昭雪，更有效；这些还不够，饭后三片立马止痛的是写内参，直通天庭，降妖除魔，不在话下。
只是，这时还有摄影什么事？
摄影仅止于此吗？
摄影，若能起什么功用，最好是智慧的、民间的。可惜，有些纪实名作，大多不过再借助权力，包括媒介权力，作了南书房行走而已。
值得思考的是，为什么当代优秀摄影师中，出身记者的大多决绝而去，宁愿守穷吃苦？他们“背叛”了纪实？
因为内心现实的需要。艰难的内心，自己的，时代的，自己的又往往是时代的。关于历史与现实，人生与文化，中国人正陷入一种虚无。这是最大的现实问题。
这个问题，表现起来必然个人，必然不那么表象纪实，必然不那么大众，甚至没有传播性。因此易生误会。
要说起来，我是一向主张“艺术当随时代”、“当代艺术必须对当下生效”的。关键是，我不主张这种分野的原则是：艺术又是复杂的，后者咋就不生效了？什么叫生效？
比如我在1990年代学纪实的时候，突然失控，拍了《纸人》。它是虚拟的。但最早的观众之一的曾忆城说：你这是极端针对现实的。
这是中的之论，诛心之论。我当时走投无路，如同很多在改革开放前沿坚守的战士们一样，俺需要喘口气，回去再斗。
又如魏壁，就不回城里去斗了，乡下隐居去了，我写了篇《一次先锋的后退》，大表赞赏。江融兄在连州初见我，直接批评。但我不服气：他这是后退，但也是后撤，他的作品与举动，不就揭示了痛失的精神家园的问题吗？直接得很哩。
又想起不久前，在安徽黄山下见到欧宁。我问：君，隐于此，不觉一脱中国城市主流问题乎？
他答：乡村更见、更有中国最大的问题。
可见，是否针对现实，还是取决于作者的灵性，更有观者的灵性。可惜，这个最难得。
生效，有速效救心丸，也有中药慢慢调养，还有慢到治“未病”的。
生效，也有局部的，也有全局的，只是，后者往往见效慢，易让人误会成名士风流。
记得王宁德还在做记者的时候，拍了广东廉江县一个麻风病院，中间有麻风的父亲为女儿洗澡的镜头，比史密斯不差。发表后打动人那，这女孩被东莞一爱心老板收养了。我大赞，可他严肃地说：
“这只是一滴水，只能救一个小女孩，我们要做的，是一片云，最好的，能造就一方气候。”
他这个 水-云-气候论，同我说过多次，后来他就拍了《某一天》，抽象一代人的成长，影射潜在的政治与文化问题，富有影响。
就是这家伙，在我们一块拍了朱总理九江决口演讲后，发完稿后，却不见底片。他若无其事地说他扔了。
那只是一时的。
一滴水在地，一片云在天。地好理解，天，不容易做，做好了，让人理解也难。
其实，天就是地，灵就是肉，好的观念，就是纪实，不合作就是最大的批判。费大为说“永远不工作”—这有影响的文章，是他很重要的工作。
对立统一。这是个真理。
塔可，其《诗山河考》，我看就有极强的当下感，要解决当下之无文，最好背负三千年江山；
骆丹，他的《318国道》够现实的，但他后来最看重《素歌》；
到我，我和老肖（肖萱安）拍了这么多年三峡什么的，那是真苦，心里苦，所以去拍表面上脱离现实的很美好的《归山》。这是我们的灵魂工程。
这是个必然的过程：真正懂的作家必然最后展开超越，境界大开，进行终极追问。
前不久藏策来《中国风景第三回》研讨会，大约讲了这么一句：艺术与艺术批判必须到达彼岸的灵魂的层次才能生效。
写得够长了。最后请大家去看看，屈原的《渔父》。屈子投江时，渔父给他指出两条路：一条与世纠缠但心里明白，一条是心里明白了但受不了自己的洁癖。屈子选了后者，投水了。
其实前者，也好，周旋也是一种。我看李政德，就觉得是娱乐得很，痛快淋漓。艺术是复杂的，此岸拍好了，也可直接让人反转到彼岸。在此不细说，但要强调下。
都好。不站队。不是要说自个好就要说人家不好。人有人的难处。有时我真的认为：急于用艺术为社会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的人，显然活得更幸福。
忍不住再引用我《纸人》故事中的一段：
纸人遇到人类，相与打探，确定大家都是“人”，就松了口气。纸人说自己是纸为衣纸为皮，于是人类命名其为“纸人”。纸人就说：“那你们就是肉人了。”人类却不同意：“你们是纸人，我们就是人。这是个原则问题。”
你看，人类就是爱自命正宗。并且，并不愿意只被当作肉人。
来源：中国摄影家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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